译本中的艺术容易被理解为音乐、绘画等人文艺术，而原文中的art则指人借以改造自然的一切技艺，包括但不限于我们称之为技术而不是艺术的那些手段。
[7]不无遗憾的是，权责清单制度尚难以胜任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的任务，不仅仅是因为权责清单尚未作为独立的制度实践形态以及尚没有统一的制度建构，[8]还因为实践中采取独立建构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依然存在如下尴尬情形：第一，虽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5]2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已经为权力清单做了详尽的顶层制度设计，但是，9+X[9]的建构模式不但存在结构性缺陷，[10]而且作为X的其他类别的分类方式在实践中引发行政权力划分标准不统一和不规范现象，甚至存在违法之嫌。可见，如果作出权力清单对应于责任清单的判断，或者认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都是不正确的。
而对于责任清单编制依据，尚没有明确规定，不过，从责任清单的制度实践来看，责任清单编制依据除了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外，还包括国家政策、三定规定、规范性文件等。综上，通过对权力清单的制度完善，便可以展开与三定规定的衔接工作。与之不同，机构编制的有关规定明确了备案审查程序。权责清单应当全程公开，这与机构编制的事后公开并不矛盾。第二，权力清单的权力类型和规制范围已无法适应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的需要，一方面，应当将9+X的规制模式调整为18+X的规制模式。
袁维海、沈荣华、姚玫玫：《打造权责清单升级版的改革探索》，《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8期。四、结语：全面推行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的方案 新时代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亟待强有力的法理阐释和切实可行的制度建构。2．德国的教义学经验 关于这一问题，下文拟选择学术自由的发源地德国，从严格而精细的德国法解释学实践经验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这一观点在1927年德国国法学者大会上遭到了年轻学者鲁道夫·斯门德（Rudolf Smend）的猛烈批判。结语 学术自由不仅仅是一项哲学理念，它更是法学意义上的规范要求。过去，集中对学术自由进行法学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14] 关于基本权利的分类，较早的论著可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滔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0章。
作者简介：湛中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其次，研究经费的支持或不支持本质上并没有侵害作为消极权利的学术自由。
[61] 参见注[15]，第165页。它规定：教学自由并不能免除对宪法的忠诚。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日本学界存在这样的争论。
鉴于此，笔者曾专门以学术自由为题撰文，在法学的层面上探究学术自由的权利主体、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区别、为什么要保障学术自由和我国现阶段保障学术自由存在的不足等问题。那么，德国判例是如何阐述国家对学术自由的保护义务的呢？在上述1973年大学组织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认为：为保障、实现学术自由的客观价值秩序，国家有义务提供人、财、物、组织等各种手段以促进学术的发展及其传播。[70] 参见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6页。其次，他将目光投向了《宪法》47条，认为这一条款正是保障学术自由的宪法依据。
此外，我国教育行政诉讼实践中也同样面临着对学术概念进行定义的需求。又或者去争论学习自由是否属于学术自由的范畴等。
[44] 我国《宪法》52条、第53条和第54条应当可以被理解为基本权利外在制约的表述。如何保障团体内部的学术自由同样是现实的需求。
也就是说，第47条后一句话是国家的立法、行政指南，它要求国家在制定科研立法、从事教育行政时必须遵循这一精神。[35]安许茨的这种观点是德意志帝国时期和魏玛共和国前期的学界主流观点。[22] 学术活动的类型化考察对于理解学术自由是谁的自由这一问题相当重要。后者是社会权性质的表述，对国家规定了作为义务，要求公权力机关积极对公民的文化事业予以鼓励和扶持。根据这一条款的规定，即使某种言论和行为处在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之内，也有可能会因为与宪法客观秩序不相符而受到限制。第二，这种积极义务规定是一种具体的法律权利，是公民对国家直接的请求权。
《宪法》52条、第53条和第54条对基本权利所施加的限制则较适合被解释为主要是针对行为，即公民在行为上（包括教学行为）应当遵守宪法所规定的诸项义务。这不仅是诞生自德国的学术自由的传统内容，[19]也被我国的多部法律规范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所确认和保障。
[3]相信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关于学术自由这项宪法基本权利研究的不足。[55] 我国的情况同样如此。
[63] Vgl. Johannes Dietlein, Die Lehre von den grundrechtlichen Schutzpflichten,1992. [64] BVerfGE 39,1. [65] Vgl. BVerfGE 81,242;56,54;53,30;77,170;75,40;81,242. [66] Vgl. Josef Isensee, Das Grundrecht auf Sicherheit,1983, S.27ff. [67] 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21-36页。[50] 从学理上分析，第一种观点并不可取。
[28]根据这种学说，以商业利益、某种意识形态、特定政治目的等为前提，丧失客观中立性的研究、教学等活动都不是宪法所保护的学术活动。本文严格依据我国宪法，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对学术自由进行了全面的剖析。[72]总而言之，学术自由才是最终的目的，大学自治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两者的逻辑关系不能混淆。[52] 例如，日本《宪法》第99条的公职人员宪法尊重拥护义务也被解释为行为上的遵守。
宪法对学术自由给予了立法拘束型保障，但法律可以以基本权利的内外在制约为由对其进行限制。具体来说，这种学说认为学术的定义应该交由学术研究者自身来决定，学术外部世界不应当对此进行干涉。
为充分保障这种主要针对国家公权力的学术自由，传统学说发展出大学自治的理论，并且认为是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58]如此看来，似乎只要防止公权力对大学的不当干预，就可以充分地保障学术自由。
它对国家产生了两个层面的要求： 首先，如果国家制定或作出了反对学术事业发展、削减科研经费投入、取消财政拨款等立法和行政行为，就与该项宪法规定发生了抵触。[29]然而，这种从实质内容上对学术概念进行定义的方法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现代社会大量存在各种蕴含商业利益的科学研究，私人企业委托、支持的学术项目层出不穷，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所谓产学研一体化现象十分普遍。
然而，对精神性、表达性权利却并没有采用这样的表述（如第35条、第36条），第47条的第一句话也同样如此。具体来说，根据宪法上人民与国家的地位关系，传统宪法学往往倾向于对基本权利进行分类。如果一项学术活动建立在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基础上，则应当允许法律法规对其进行限制。以上观点发展到极致即所谓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私人间无效说。
[2] 主流教科书基本都在科学研究自由或文化权利的概念下表述学术自由的内容。[10] 参见注[1]，第8-9页。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有学者就指出宪法不是政治纲领，其关键在于实施，不应规定过多实施上有争议的积极权利。也就是说，即使认为学术自由包含研究自由、发表自由、教学自由等内容，但是什么样的研究、发表和教学活动属于学术自由的保护范围，什么又被排除在宪法保护之外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这种积极权利是一种抽象的法律权利，它对国家提出了最低限度的作为义务要求。他首先指出了学界研究学术自由时的一大缺陷——脱离实定法文本，无视学术自由在我国的法源依据。